2003年大学毕业时来京旅游，我终于如愿站在了凌晨4点50分的天安门广场前，无比虔诚地看完了升旗仪式，然后沿着长安街下意识地寻找令我多年魂牵梦绕的四合院、老字号。首都的道路是宽阔的，建筑是高大的，车辆是拥挤的，时而还能看见外宾骑着三轮边斗摩托呼啸而过，随处可见的品牌专卖店，偶有沿街的小吃，却总不见传说中的卤煮、小肠、炒肝。

　　次日清晨经好心人指点终于找到王府井小吃一条街，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吃了碗一时难以适应的豆汁儿和焦圈，然后略带羞涩地坐上了一辆写着“胡同游”的黄包车开始了北京胡同游，拉车的大叔是地道北京人，一路上热情地介绍着沿途经过的胡同四合院，言语间无不透着自豪，情到浓处还即兴打开车上的简装音响唱起了京剧，引得不少路人侧目。

　　2006年的一天，已在北京安家的我，坐在前门廊坊二条的陈记卤煮小肠店向自称“恭亲王之后镶白旗”的孟贝勒重述这段“北京游记”时，他将其归纳为“外地人的京城错恋”。“所谓错恋，就是外地人对京城的符号化认识，外地人包括外国人对北京的印象来源于历史剧、经过剪辑制作的宣传片，北京在这些长度篇幅均有限的媒体中所呈现的只能是一些浓缩的地标式建筑和一些文化符号，但这些远不是北京的魂儿。”说到“新北京人”一词，孟贝勒颇为不屑，“没在胡同大院生活过，没去天桥看过‘绝活儿’，没喝惯豆汁儿的人是不会真正理解北京的”。

　　饭罢，出大栅栏，从正阳门往南走，沿前门大街行约一二百米，左首就是大江胡同，胡同往里200米便是孟家老宅，灰色斑驳的墙上赫然刷着偌大的“拆”字，仿佛瞬间让胡同里的人声喧嚣戛然而止。

　　“2008年奥运，这片儿地就要为奥运奉献了，所以带你来看这座老院最后一眼。”孟贝勒言罢推开院门，我们跨槛而入，院门很小，青石阶已磨损很厉害，门两旁踞着两个很见雕功的石鼓，进了门是一条五六米长的走廊，廊尽头是厨房，厨房很小，用燃气。孟贝勒无不唏嘘地说：“小时候，当年大人们做饭挤在这个小厨房里，转个身都困难。”孟贝勒说，这六七十平方米的地方，通常挤着两代人，院落中间有个水龙头，没有水池，常年放着一只红色的水桶接水，各家早起涮马桶就在这了。院内原本住着八户人家，但有几户早已搬出去了，剩下的几户人家依然守在这里，他们怕一旦离去，这里便真的成为另一段北京往事。前院刘奶奶最担心的是，拆迁款如果不是很多，一旦搬出去，将来只能在4环外安家了，在老北京人看来，从前的二环外就算郊区了，郊区便意味着出行、购物、工作等方面一系列的麻烦。孟贝勒最难忘的是邻居董大爷和他那5只每天排队挂在院内榕树上的八哥，年前他随女儿搬往四环附近一处新的住宅区，不知他如今还有没有地方挂他心爱的八哥。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出于对旧城改造未知的恐慌，我们一群人分区分片跑遍了大街小巷寻访那些传说中的老字号，拍照，做手记，仿佛对待一件即将尘逝的文物。以黄酒闻名的柳泉居早先在护国寺西口路东，现如今几经搬迁移到了西城新街口南大街；都一处烧麦如今在丰台区芳城园附近可以找到；白魁老号饭庄也由以前的安定门迁到了隆福广场附近；最难找的要数信远斋的酸梅汤了，多方打听才在关东店一处角落找到门庭寂寥的老店，当店员得知我们是专门来找这口的时候，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样的恐慌直到2008年6月，再次来到前门看到初现规模的仿古门头上出现那一串熟悉的老字号镏金匾额时才彻底松了口气，原来他们一直都没有离我们太远。

　　一日，信步来到北海公园，远处的白塔已沐入红霞，北海边依然可以看到吊嗓子和拉二胡的老人，以及抖空竹的孩子。那一刻我恍然，“老北京”的魂儿是无形于世的，纵然只是碎片，也将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中显露它的蛛丝马迹，同时也会深深地烙印进每个京城人的血脉中。